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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2-03 09:47 加入收藏
  收入提高与差距缩小将进一步提振消费需求
  
  我国正处于从高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跃进的过程中。从韩国等后发国家的经验看,未来我国消费支出占比将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我国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张。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在GDP的占比为54%,不及韩国达到低中等收入国家时的水平。不过,从趋势看上,消费支出的占比正在加速提升。2010年最终消费占比仅为49%,2012-2013年上升至50%,2014-2016年由51%升至54%.2014-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速的贡献率由51.2%上升至近65%,这是过去三年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加速提升的关键。
  
  另一方面,消费重要性的提高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反映得并不明显。2014年至今社会消费走势仅是触底企稳,并没有加速回升的迹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社消指标统计口径所导致的。一方面,社消主要统计了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仅包含了部分餐饮服务,其他服务并未统计在内。近年来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服务消费处于高速增长过程中,如旅游、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另一方面,社消统计的一部分商品在GDP核算中属于固定资本形成范畴,如用于房屋修缮和装修的建筑装潢材料等。因此,不能从社消这一单一指标来否定我国消费支出近年来的加速扩张趋势。
  
  服务消费统计是我国当前统计体系中的弱项。不过我们可以从网上服务消费的视角来观察我国整体服务消费的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2月起开始公布网上商品和消费零售额以及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两项指标的累计值。据此可以计算出网上服务消费数据。从增速上看,2017年前三季度网上服务消费累计增长78.5%,远高于同期社消和网购整体增速。此外,2017年起统计局开始公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GDP数据,三季度上述GDP增速高达29%,远超其他行业GDP增速。可见,过去几年我国消费支出高速提升的主要贡献来源在于服务消费,这也符合人均收入提高后消费升级的经济规律。
  
  对于消费需求刺激效应,还需重视的是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2015年以来国家精准扶贫的力度越来越大,随着脱贫人数的增加,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精准扶贫下边际消费倾向极高的脱贫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会出现大幅提升。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更加赤贫的农村居民脱贫后的消费支出贡献大于此前脱贫人口的可能性较高。而且,脱贫人数越多,防止脱贫再返贫的投入也会增加,这就意味着未来三年精准扶贫对消费支出乃至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环保压力下的中国需求外溢有助国际贸易稳定增长
  
  2017年以来环保压力对国内工业生产造成了明显的影响。采矿业增加值同比负增长速度不断扩大,工业原材料生产也受到抑制。钢材、农药、水泥、化纤、塑料等产品2017年以来产量的平均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而有色产品产量的平均增速在这两年均不到2%.工业原材料产品短缺导致PPI同比增速持续处于高位,回落速度明显慢于预期。
  
  但是涨价并不能解决原材料供给不足的问题。2017年以来原材料进口量与工业增加值出现了明显的季末效应,即工业增速在季末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原材料进口量也呈现这种特征。2017年工业增加值在季末的平均增速为7.3%,非季末的平均增速为仅为6.0%,原材料进口量在季末的平均增速为13.6%,非季末为6.0%(见图1)。可见,国内原材料供给不足,那只能从海外补充,以弥补国内缺口。
  
  编者注:请将图例“工业增速”改为“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左轴)”,“原材料进口量”改为“原材料进口量增速(右轴)”.
  
  工业原材料出口对于制成品出口国经济形势意义非常重大,双方都将因出口增加带来经济改善进而增加进口需求。2017年季末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平均增速为12.6%,非季末平均增速为6.8%,也呈现季末效应。而且,从出口商品类型来看,季末我国出口增速主要体现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上,对于国内紧缺的钢材等产品出口在季末反而出现较大规模的出口下降。此外,新兴经济体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达到60%,中国原材料进口增加引致的对新兴经济体制成品出口增加对于我国自身出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两个途径共同体现为中国进口需求通过供应链刺激了亚洲区域内贸易:第一,将全球价值链简化为资源国-生产国-终端需求,全球需求的上升通过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形式传导至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第二,中国自身的进口需求上升亦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综上,未来国际贸易的稳定增长来源除了发达国家私人部门加杠杆之外,环保压力下的中国需求外溢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有助于全球贸易增速的回升。在全球贸易蛋糕重新做大的过程中,我国出口也自然会随之稳定增长。
  
  2018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幅度可控
  
  建安工程进度将对2018年房地产投资形势产生较大影响,而建安工程进度与房屋施工面积增速相关性较高。2016年三季度以来,房屋施工面积增速持续在3%附近波动,房屋施工形势相当稳定。
  
  从过去的情况看,施工面积增速与新开工面积增速走势还是较为一致。而2015年新开工面积企稳后,房屋施工面积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至今新开工面积增速明显高于2014-2015年同期水平,而施工面积增速却明显低于2014-2015年同期水平。为什么这一轮地产周期二者出现了明显背离?
  
  第一,施工面积与新开工面积差距越大越来。2016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为16.7亿万平方米,而施工面积为75.9万亿平方米,后者是前者的4.55倍。而在2012年以前,施工面积仅为新开工面积的2.5倍左右。换句话说,近年来施工面积存量太大,每年新开工面积的波动对施工面积的影响程度正在逐渐下降。
  
  第二,房地产开发商主动调整施工进度。2017年以来地产销量下降趋势愈加明显,而地产调控并未放松,未来房地产市场形势可能并不乐观,再加上新盘限价政策使得地产商推盘意愿下降,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开发商拖延工期,既放缓施工进度,也放缓项目竣工速度。因此,2017年不但施工面积增速持续低迷,竣工面积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
  
  第三,环保压力可能对施工面积增速也有一定影响。目前环保压力较大,一旦空气质量超标,户外施工项目一律要求停工,尤其是华北地区。当然,这仅是施工面积增速偏低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前两者。
  
  预计2018年施工面积增速可能将继续维持较低水平。但另一方面,新开工面积转入施工面积的速度放缓,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地产投资韧性上升。毕竟目前新开工面积已经扭转了2014-2015年负增长局面,这还是会对地产投资有一定的正面促进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可能依然较为紧张。如果用销售面积增速代表市场需求,新开工面积增速代表市场供给,那么前者与后者之差可以作为房地产销售市场的供给缺口。差越大表明市场需求大于供给,这会刺激房地产企业增加投资。从2014年以来的情况看,销售面积同比与新开工面积同比之差大致领先房地产投资同比12个月左右。
  
  编者注:请将图例“房地产投资同比”改为“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左轴)”,将黄色图例改为“销售面积同比-新开工面积同比(右轴)”
  
  2017年以来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速持续下滑,前三季度已跌至1%,这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各地的商品房待售情况看,热点城市需求状况好于非热点城市,供给状态差于非热点城市。热点城市地产投资增长可能依然会保持平稳。
  
  这里所指的热点城市包括2016年10月首批限购城市(不含东莞)以及重庆和西安。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上述21个热点城市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9.5%.从城市分布看,非热点城市可能是2017年房地产投资超预期的主要因素。2017年前三季度非热点城市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7.2%.
  
  然而,非热点城市房地产投资2017年以来整体呈现回落趋势。由于基数的原因,2018年上半年这些城市的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进一步回落。而且,从房屋新开工面积来看,三线和一线城市是负增长,只有二线城市为正增长。这表明,2018年的房地产投资非热点城市的下行压力大于热点城市。再者,热点城市过去两年来的地产投资增速较为稳定。2017年前三季度热点城市地产投资增速其实比2016年同期高0.1个百分点,趋势上仍以小幅波动为主,目前并未显示出明显下行的态势。
  
  若假设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至6%附近,目前热点城市占全国房地产投资的比例约为41.5%,这意味着年内热点城市地产投资将回落至8%左右,非热点城市投资增速回落至5%左右。下面假设三种情形:(1)若2018年非热点城市地产投资零增长,在此中性条件下我们预计2018年地产投资增速约为3.4%.(2)若非热点城市地产投资跌至2015年的负增长状态,2017年全国地产投资增速最终回落至市场2017年初预计的3%左右,在此悲观条件下,2018年全国地产投资增速约为0.8%.(3)若以2015年投资增速均值作为乐观条件的预期,那么2018年地产投资增速将超过6%.此外,若考虑租赁住房建设的影响,那么2018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进一步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综上,预计2018年房地产投资跌至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增速可能较2017年有一定程度下滑,但由于投资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因而对2018年GDP增速的拖累可能较小。
  
  投资新动能:研发支出有条件地计入GDP
  
  近年来,投资对经济的带动能力明显下降。2017年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仅为32.8%,而5年前投资的贡献率是50.5%.投资贡献率趋势性的下滑是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均收入提高的正常现象。不过,我国原有GDP核算体系将研发支出作为中间投入不计入GDP加快了投资贡献率下滑的速度,也使得投资未能体现研发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从2016年起国家统计局对研发支出的GDP核算方法进行了改革,将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以固定资本形成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并据此修订了历年GDP数据。据此,2015年及201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均比修订前提升了0.04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对GDP增速的拉动能力在原有基础出现了小幅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新时代的战略支撑。无论是发展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还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都离不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过去20年来我国研发支出年均增速高达20.8%,但由于基数过低,2015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06%,2016年为2.11%,但同期美国和德国研发支出在GDP中占比均接近3%,日本达3.3%,韩国更是高达4.2%.可见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我国在研发支出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2.5%,即研发投入在GDP中占比为2.5%(见图3)。2016年我国名义GDP为74.4万亿元人民币,2014-2016年我国名义GDP平均增速仅为7.7%.按此名义增速预测的2020年名义GDP规模将达102万亿元人民币。换言之,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至少为2.6万亿元,这比2016年大致增长1万亿元,而2012年我国研发支出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因此,2018-2020年间我国研发支出的扩张规模将大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再者,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要素投入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研发支出能够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比重将越来越大。1996年符合GDP核算要求的研发支出占比为59.6%,2015年达62.1%,平均每年增长0.1%.近5年能够记入GDP的研发支出占比平均每年提升0.8%,研发支出对GDP增速的拉动能力正在明显提升。1980-2012年研发支出是否记入GDP对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速几乎是零影响。
  
  2020年研发支出对GDP增速的贡献将达到0.11个百分点,较2015年提高0.07个百分点。可见,研发支出有条件地计入GDP后,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在创新战略的驱动下将止跌回稳甚至小幅回升。自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弹性明显下降,过去两年季度间GDP的波动幅度往往仅有0.1个百分点。因此,2020年研发支出对GDP增速的影响已经难以忽略不计了。
  
  总之,2018年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作用将更加突出,经济基本面将延续当前稳中向好的趋势,传统领域投资需求下滑不会对整体经济形势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预计2018年GDP增速为6.7%左右。尽管新时代不再追求传统的经济增速,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2018年中国GDP增速依然存在向上超预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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