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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治史观念探析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1-15 15:36 加入收藏

  一、梁启超及其《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饮冰子,出生于1873年,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史学家。少年时师从康有为学习变法思想,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晚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潜心钻研学术,佳作频传。1929年于北京病逝,享年56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拥有独特的史学视角,并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史理论,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史学理论巨着,原为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课时的讲稿,后经商务印刷馆出版发行。《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共六章,分别阐述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之精髓。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史迹之论次。附录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编,补编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的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梁启超根据自己的史学经验,在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中国史学界关于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影响广泛而深远。
  
  二、梁启超的治史思想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历史资料卷帙浩繁,不下数万册。梁启超认为,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如不加以整理则如一堆瓦砾,让人望而生厌,如若加以整理则如在矿之金,取之不竭。对于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一)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首先要明确其概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即发出“史者何”的疑问,借此向我们介绍何为史。在梁启超看来,史就是“记述人类赓续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详细地说,史分为四部分:一为活动之体相;一为人类赓续活动;一为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一为现代一般人之资鉴。
  
  所谓“体”是指能活动者,所谓“相”是指所活动者即社会现象,相可细分为两部分,活动之产品即活动之后的结果和活动之情态即活动的现在。所谓“人类社会之赓续”则是指历史在空间上有周边性,在时间上有连续性,研究历史应该具备时空观。活动之总成绩是指历史是全社会的一社会一时代共同的心理、共同的行为,非一人所创;因果关系是指历史是循环的历史,因果相续,没有端点。现代一般人之资鉴是指历史是一般人的活动,而不是权利阶级和知识阶级的活动。梁启超认为,史迹都是过去的僵迹,“史学家能将僵迹变为活化,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此乃史之意义所在。
  
  对于史的研究范围,梁启超指出,“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现象者皆非史的研究范围”,“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有孤立性,在实际含有偶现性、断灭者,皆非史的范围”,史的范围必为活动之相,必具有时空的连续性。
  
  (二)史之改造
  
  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山鼻祖,其所着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在对旧史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创立的,对于旧史的改造提出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明确史为何人而作,由生人本位取代死人本位,与传统观念决裂。“旧史家疏不尔尔,彼盖十之八九为死人而作也。”史官初起也是为帝王服务,为了将其大业昭示其子孙,比如《北史》《宋史》,然而历史的主体是人,史迹为人类创造,要彰显历史的人格。因此,以生人本位取代死人本位是第一要义。
  
  第二,要重新界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学科越发达,分科越精密,对于史学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划分,将浩繁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治史者集中主要精力研究史学范围之内的史料。
  
  第三,历史要尽可能地客观。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都受主观性的制约。比如,欧洲人自希腊以来就有“为文学而治文学”的观念,而我国不同,我国是因文见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结果就导致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史之亦然,治史者应以史为目的,而不是为手段,尽可能地裁抑主观忠实于客观,做到“有信史然后有良史”.
  
  第四,重新评估史料。以科学严密的眼光审查史料,删除其中的误者、伪者,保留完全美备的史料。
  
  第五,改造写作方式。古代着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新史的写作方式应该是前后联系,紧密衔接。在横的方面,要注意其背景与其交光,事实之间关系明了。纵的方面要注意前因后果,前事实与后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治史者在治史的过程中应具备两种觉悟,一是无论人类处于何种文明,都应该根底于历史;一是亟图救济当今学界“历史饥饿”的状况。
  
  (三)说史料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留存至今也。”史学研究原则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若无史料,史学则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治史学,不知史料之可贵。然而古往今来之史料如大浪淘沙,滔滔代逝,即便有幸存者也是东鳞西爪,不易寻找,即使找到也是孤证不成说,不足为证。而且“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阐明了史料的搜集与辨别之法,为治史者提供了方向。梁启超认为,搜集史料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记录以内的,一是文字记录以外者。文字记录以外者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现存之实迹;一是传述之口碑;一是遗下之古物。文字记录者大体分为七种,分别为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集;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着述等。
  
  虽史料种类众多,但是真赝错出,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真假直接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质量,因此对于史料必须严加甄别,适当选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鉴别之法,一是正误辨伪;一是举出反例;一是克服幻觉。
  
  (四)史之论次
  
  史迹有以数千年和数百年为起讫者,历史研究不可能以整个时间为研究对象,因此历史研究可分时段进行研究,其次是研究历史不应把精力致力于各个事实,而应该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史学论述的关键。说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史学家职责中最重要的,要想说明其因果关系,首先要了解因果律与自然律的不同,其次,要明确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出了八点: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分子之把捉;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第八,观察边缘。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所当然之程序也,研究历史当推求因果。
  
  三、梁启超治史启示
  
  梁启超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潮流人物,其新史学思想为中国的治史者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的史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梁启超的治史思想,我们也从中得到了些许启示。首先,史料搜集必须客观,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防止强史就我。其次,治史要有怀疑的态度,梁启超指出,怀疑之结果,新理解出焉。再次,治史者应坚持史的正确性,维护治史者的尊严。最后,坚信历史现象是可以进化的,坚持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宋学勤.梁启超与社会学[J].史学月刊,2007,(12).
  [3]石莹丽.梁启超对心理史学的具体贡献[J].山东社会科学,2007,(7).
  [4]郑向.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J].今日科苑,2010,(20).
  [5]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史学[J].历史教学,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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